古代成都印刷业曾独领风骚

星期日, 04 26, 2015

当中国印刷产业GDP突破万亿元之际,成都印刷业GDP才不足区区300亿元,而在唐宋时期的成都平原,成都曾经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印刷术的发源地和印刷中心之一,古代成都印刷业也曾独领风骚几百年,让吾等现代成都印刷人汗颜。

古代成都印刷业曾独领风骚-清代雕版

古代成都印刷业曾独领风骚-清代雕版

虽然印刷术起源的地点说法不一,但是根据目前我国所发现的公元八世纪和九世纪的早期印刷品中,能够确知刻印地点的,均是刻印于成都。从雕版印刷术出现后的唐朝,一直到近代实现工业化生产,成都的出版业和印刷业经历过繁荣,也经历过凋零。

唐朝的成都印刷业——西川印子漂洋过海

1944年,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《陀罗尼经》,约一尺见方,上刻古梵文经咒,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,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,为“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”。此经咒所题“成都府”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。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纪中叶,雕版印刷已经流行。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,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。

唐代中后期,中国印刷业最集中的地方是四川成都地区。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,土壤肥沃,物产丰富,自秦以来又有都江堰灌溉着万顷良田,所以农业发达、人口稠密,素有“天府”之称。另外,这地区还盛产竹木,为制版和造纸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四川的造纸事业非常发达,造纸数量之多,居全国之冠。四川的麻纸是当地的名产,每年大量生产,承担着向朝廷进贡的重任。另外,唐代中后期,黄河流域连年战争,唯有四川地区没有受到战乱的纷扰。社会比较安定。安史之乱,黄巢起义,不但没有波及四川,成都反倒两度成为临时首都,成了唐代另一个政治中心,文化事业相当繁荣,文人墨客荟聚。所以雕版印刷首先在这个地方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,成为初期印刷事业发展的中心之一。成都的唐代印刷实物,既有历书,又有佛经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印刷作坊,就有四川的过家、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的卞家和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。其中四川的过家从唐末一直延续到五代,都从事佛经的印刷。

成都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,而南方丝绸之路上往来的除了商人,也有很多僧侣,这条路实际上也是一条佛教传播的道路。佛教的传播其实也促进了成都佛经的雕刻印刷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成都地区印刷术和印刷业的发展,这从流传下来的文物也得到了验证,成都当时的印刷品比较多见于历书和佛经。

在出于敦煌遗书中的根据唐代刻印本抄写的手抄本中,还有几件是根据“西川过家真印本”抄录的《金刚经》。单从佛经的传播来看,成都印刷的本子流通地域已经超越四川本地。

唐文宗永和九年(835年)东川节度使冯宿奏:准敕禁断印历日版(今世缘成都印刷厂注:印历相当于现在的台历印刷、挂历印刷、周历印刷或老皇历印刷)。剑南、西川及淮南道,皆以板印鬻于市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新历,其印历已满天下。有乖敬授之道,故命禁之。

唐懿宗时期,唐代来华留学的日本僧人宗睿是日本入唐的高僧之一,曾留学于长安西明寺。咸通六年(865年)归国,回去时带走经卷一百三十四部,一百四十三卷,还有西川印子《唐韵》一部五卷、印子《玉篇》一部三十卷。印子即指印本书,这两部都是剑南西川的雕版印书。说明在咸通初年以前,已经有了大部头的一般书籍的印刷了。僖宗避乱入蜀时,中书舍人柳玭随行,他在《柳氏家训·序》中记载了自己在成都城访书的经历,“其书多阴阳杂记、占梦、相宅、九宫五纬之流,又有字数、小学,率雕板印纸,浸染不可尽晓。”

在现存的唐代印刷品中,有两件民间印刷的历书。一件是唐僖宗乾符四年(877年)印本历书,内容除记载节气、月大、月小及日期外,还印有阴阳五行、吉凶禁忌等杂记,与后代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历书已无太大差别。另一件是唐僖宗中和二年(882年)印本历书残本,虽然残帙不全,却非常难得地保留了“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”字样和中和二年的纪年。这两种历书同为现今世界最早的历书之一,都藏于敦煌石室,现两份均存于伦敦博物院。

宋朝的成都印刷业——印刷书籍也有版权意识

唐朝以后,经五代十国到北宋,成都地区的印刷术也在持续发展。宋代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臻于完美、大规模发展的时期,这时的巴蜀地区,则有“宋时蜀刻甲天下”的美誉,现在的成都地区和眉山地区都是当时四川雕版印刷的中心城市。

北宋初年的开宝年间公元971年,也就是北宋开宝四年,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命高品、张从信赴益州(今世缘成都印刷厂注:今成都)监雕由经、律、论三大部分组成的佛教经典《大藏经》。此次刊刻《大藏经》,起于宋开宝四年,迄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(公元983年),用时12年,共刻版13万多块,印书1076部、480函、5048卷,为卷轴装式可谓工程浩大。这既是继五代冯道组织刻印《九经》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,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佛经大藏,对以后佛经大藏的刻印与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在四川成都刻印的这部《大藏经》,全名《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》,简称《开宝藏》,又称《蜀藏》卷末刻有“大宋开宝五年壬申岁奉/勑雕造”字样,对成都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推动作用。刻印完成后,相继传入朝鲜和日本,在海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但这仅是宋朝期间,成都印刷的一个缩影。南宋时,成都刻印了1000卷的《太平御览》,在眉山还刻印过《册府元龟》《宋书》《魏书》等当时的著名工程。这之外的书籍印刷则多到无法统计,有些书籍的保存也很好,一些刻印本还有原本传世。

成都印刷业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,那就是—盗版,也叫覆版或翻版。和正版书相比,盗版书的质量肯定无法保证。宋代蜀中一些书坊在刻印时,从校勘、板质到字画、刻工、用墨和纸张无一不讲究,而翻版的书就不会那么讲究了。错误百出。比如有先生出道《易经》题:“乾为金,坤又为金,何邪?”学生大惑不解,拿到正版一看,才发现老师手里的书不是“正版”。正版原文应是“坤为釜”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当时的书坊还在书籍里加上了不准翻刻的声明文字。《东都事略》里面就有“眉山程舍人宅刊行,已审上司,不许复刻。”所以除了声明不准盗版,还要备案登记才行呢。

清朝的成都印刷业——清朝末年可买翻译书籍

元代,四川印刷业落入低潮,明朝逐渐复苏。明末清初时,又遭受巨大损失。书肆、书铺一度中断,直到乾隆时期才逐渐恢复,也就是在这个时期,从以前集刊刻、印刷、发行为一体的书铺逐渐分离出来刻字铺和专营卖书的书店(今世缘成都印刷厂注:也就是出版和印刷分离)。还出现了不少知名“品牌”,严文古斋、耕经堂都是如此。

《四川省志·出版志》一书里列出了清朝时候的一些印刷的书目,范围涉及面很广。从读书人的治学之作、诗词文集到给孩子的启蒙书、民间戏剧唱本、医术、农书等面向普通市民的书籍,甚至还出有面向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的“参考书”,刻有乡试的试题集。

鸦片战争以后,成都也逐渐有了区别于传统雕版印刷的新印刷业和印刷书局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中国图书公司等机构在成都设立了分局、分公司,销售了不少中小学课本。

成都本地人也在创办书铺卖书和刻板进步书籍。《成都通览》一书的《成都之书业》一节里,详细记载了当时市面所售书籍的目录和价格,从传统的“四书五经”、史志到当时的小、中、大学教材,军事书籍、医学、农学,丰富程度不亚于当下。

古代成都印刷业曾独领风骚-一带一路上的成都

古代成都印刷业曾独领风骚-一带一路上的成都

由此可见,古代成都印刷业是何等的发达,今天,成都作为“一带一路”的交汇点,包括成都印刷业在内的产业升级已箭在弦上,如何抓住机遇,借力“互联网+印刷”的崭新模式,使古老的成都印刷业站在风口上,飞得更高、更快、更远,是我们每一位成都印刷媒体人应该着力思考的重点!